文科教育和师道尊严
By James Yang

师道尊严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之重要一部分。今次想费点笔墨，和众人聊聊这个话题。说实在话，小生入大学前，胸中一直不太畅快，何也？其实也不是死人翻船的事情，只是在学校里憋的慌。小生一惯喜欢天马形空的思维，可是在我们应试科举的制度下，实在是觉得束手束脚。让我压抑的很大原因在于我们老师的身上。

曾记否，我们的小学时代是如何度过的？我们班上六年纪以前，一直都在一个周姓语文老师的统领下。该老师其实是个非常慈祥的老婆婆，可是她却是在意识形态挂帅下成长起来的人民教师。如果班上的孩子调皮了，她总会板着面孔训斥说：“你们不想学习，就滚到美国去当小姐少爷去。”此言一出，班上的调皮的小孩无不战栗。六年纪的时候，我班过渡到“李老师”时代。此老师是我校有名的荣誉教师，盖因每年她班中考入重点初中的人多之故。她在我心中，其实是个威权政治的代表。记得每次她上语文课提问，都在检查全班几个人举了手，几个人没举手。她拿着教鞭，在班上晃着微胖的身躯来回转着，若是看见有几个同学没举手，就厉声训斥道：“你们几个人还烂着在，都是猪啊，猪啊。” 有的坐在后排的同学，慑于老师的权威，于是将手臂在桌上微微抬起，好象是举了手，又好象没举手。若有人答错问题，该老师常毫不留情的用手如敲木鱼样的击其头。我还记得，有次两个男生成绩未考好，她叫他们站在教室的大门后，她训斥的生气了，就将门大力的挤压，小孩子在门后压的哇哇叫。全班小孩还有大笑者。该老师常表扬有的女孩子，说她们课间都不出去活动，还在座位上看书，说有的小女孩还主动要求为用功学习，不上体育课。很多次，男生们兴高采烈的出去要上体育课，就看见李老师拿着一叠厚厚的考卷满面怒气的走过来，大伙一见她杀气腾腾的样子，如潮水般往教室退。她嘴里就训斥道；“考的这么差，还上体育课。”每天下课前，李老师必定布置如山的作业，每次布置完后，还意犹未尽的说一句：“就这么多了。”小学毕业后，很多孩子去看李老师，小生一向不跟随主旋律进步，所以也就没去了。哈哈。我还记得有个小学友对我认真地说，没有李老师的严厉管教，他们是考不到好初中的。“严”师出高徒，此言不虚也。

升初中后，我们进了应试教育的快车道。我们年级组有个陆老师，此公教历史，高中后成了我的班主任。陆老师是年级组长，故颇好于上课期间在几个班教室门口窥测何人睡觉，何人讲小话，何人开小差。有时，他在我班前门的教室窗口窥视，有时，他在我班后门破损的门缝偷看。恰巧，我班一留级生的特座就靠在后门，他有尚武之风，没事情就喜欢拿小刀刺后门门缝，陆老师有次正从门缝里进行侦察活动，凝神间，忽然一刀锋穿缝而出，离眼睛只差寸许，老师大惊，年级中竟有如此败类，当严惩不怠。如此，留级兄自然被绳之以法。高中时，陆老师成了我们文科班的班主任，带领我们在应试教育的大路上，昂首阔步迈进。大陆的学校制度是高二开始分文理科，如此一分班，以前的陆老师班上就涌入了不少“外省人”。 “外省人”中，自然有很快融入主流社会的，有在边缘徘徊的。而决定其宿命的，自然便是考试成绩。前文表过，小生乃一天马行空的性格，自然不融入主流社会。比如说，上语文课时，刘姓女老师居然不讲国语，而用武汉话讲国文课，听其课，我便心似黄河水茫茫。再好的课文，如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，被她讲的如同嚼蜡，讲法无非是段落大意，中心句。每次语文考试后，有念同学范文的例子，我就猜测到她一定会挑选哪几个同学的文章朗诵。第一个起来诵读八股的，必是曹兄，第二必是张同年，第三必是向女士，第四或为周女士，彭学友，或俞眼镜，或王帅哥。文豪们大念其八股，我对语文课的兴趣也在缩水。上课时，我或画漫画也，或读《三国演义》，《水浒》，《曾国藩家书》，记忆中我似乎从未认真听过语文课。每次抽查我的语文笔记，刘老师常光火道：“你书上画的不是刀子，就是叉子。”

陆老师治班极严，四班也乃一重点快班，陆老师常强调，我们下楼出操站队一定要比四班快。呜呼，这又有啥比的，又不是1937年，躲防空洞。他仍然保持着课堂侦察的习惯，有“好”同学受陆老师委托，在课堂里暗中配合侦察，若大明朝之锦衣卫，课毕，便向老师呈上“黑名册”，上了名单之人，自然无好下场。在陆老师的督促下，全班学风蔚然，甚至有同学在春游期间，都感动地对他保证，不好好学习，实在对不起这次春游的机会。奶奶的，听起来怎么象革命烈士死前交党费的口吻。班上每考一次试，就排一次座次，陆老师也必在班会上开检讨会，首先是念名次，第一名自然常是曹状元，再就是张榜眼，向探花，某翰林，某举人。念到后面，老师总会用眼睛扫扫那些坐在后排的人，以表示对重灾区的关注。说良心话，每次念分数的时候，不管我考的好与不好，我总有上去将那分数簿扯地粉碎的冲动。我班成绩在全区都算不错，可是文科班却只是考八股的机器，并未见到丝毫的发蒙解惑的迹象，班上同学人文知识贫乏的不在少数。For example, 班上有一陈姓女，观看电影《七 七事变》时，居然诧异地说道：“呀，怎么桥上有红油漆？”呜呼，那是国军兄弟打日本人牺牲后留的鲜血也。还有一女，听见我等都在议论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，居然问：“拉宾是谁？”此二女都是老师极喜欢之学生，后者便是向老师保证要用好好学习来报答春游的大好时光者。班上的学生对于文学历史知识，仅限于书本所载，你若和他们谈起武汉会战时国民党军奋勇抵抗日本人，打死他们都不相信。每次陆老师点同学起来回答问题，诸生也只能以背书的语气回答。此外，应试教育也无形中在学生里产生出了特权思想。曹状元成绩出类拔萃，每次全班自习鸦雀无声时，他总可以大着脚步去讲台问老师问题，而且皮鞋常踩的教室叮当响。若是班上选举班干部，优秀学生，曹状元定会当选。有次，我看见他在选举的时候，小声地对其他几个人打招呼说：“选我啊。”假设此公在今天的台湾，2008年中华民国总统非他莫属。

我曾成绩极度下滑，按照名次也曾坐在最后几排。但我很爱和所谓的“差”学生在一起。其实在中学的时候，成绩不好的学生，往往坦率真诚。那些成绩不好，富有灵性的学生坐在一起，免不了打打闹闹，在课堂上惹事端，在讲台的老师也自然会光火地训斥人。这样的事情，时常发生。我上大学后，有位在高中常居前排的“好同学”恰巧与我大学同学，他后来告诉我，我们当时坐在前排的人，其实总是盼望你们后排几个人上课能闹出点什么来，我们好笑笑。”此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而被老师宠爱的学生，其变化之大让人瞠目。我有位李同年，有次在讲述理想的班会上，谈到去世的母亲，痛哭失声，并立志要成为栋梁，日后大赚美国和日本人的钱。班上女孩子无不为其动容。此君后留学日本，有次回来探亲，头发染的黄黄的，耳朵穿着耳环，与友人大谈靖国神舍里都是日本的英雄，在洗脚屋里也与女服务员高谈日本之文明和发达。其与世界接轨的速度之快让我等后进汗颜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曾遇见一个小学老师，我问她，你训小孩子吗，她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那不训怎么行，而且就要说狠话，他们心理才有数。”又有一次，我问一个才入小学当了班长的女孩：“当班长好不好？”她说好，我说为什么好，她说，我想叫谁站起来，谁就站起来。当时听了，心里不是滋味，这个小孩子家里贫寒，可是班长的职务却让她过早产生了特权心理，而且依我们的经验，小学，初中，高中，很多班干部是一条龙的当下来，如果特权思想在孩童时代滋生，那么长时间担任“要职”只会对他们有害无益。我在报社混的时候，曾注意到员工业绩排名表，每个月，甚至每个礼拜，都会有记者发稿量的排名表贴出来，我看罢，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学教育里考试排名次思想的延续。我很想问同事，为什么不给部门所有主任每个礼拜排个名次呢？

现在，我居美国学文科，有时候想起国内的文科教育，感触颇深。我一直喜欢画漫画，在中学里，画漫画被视为不务正业，荒废功课。可是我来美后，用漫画的形式来讲述我的论文思想，却得了A的成绩，不光如此，教授还建议我把漫画带到华盛顿的论文研讨会上去展示，我犹豫地问他，这样是否妥当，他说这是学术创新。在美国，每次考试发成绩，老师都很友好的将卷子的背面朝上给你，以保护你的隐私。在课堂上，学生喝水的有，吃口香糖的有，戴墨镜的有，跷二郎腿的有，可是在用功学习的人里，却不乏那些课堂上貌似吊儿郎当的人。美国的教授也有留大胡子，长头发的，可是做起学问来，真有中国古人的“无一字无来处”的执着。我认识一个美国教育系的教授，他叫我帮忙找一位浙江大学的博导借一篇“中国教育未来15年战略规划”的文章来作他论文的参考。我从国内大学出来，其实深知很多国内现在博士，博导是个啥，但是看见老美那么认真的找我帮忙，小生便费了力气去联系那位国内教授。文章借到后，让老美大跌眼镜，他和我说，怎么写的全是宣传语言，没有批判性思维，我清楚地看见他在文章的题头上醒目地写着：”propaganda（宣传乎）?”其实，我心里对他失望并不吃惊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附。只是希望他别由此认为中国大陆所有的学人都只是宣传机器。我在美国，发现这里没有统一的文科教材，用什么教材由学校自己决定。而且历史书上，往往会把几种结论罗列出来，让你思考。初中课本尚且如此，高中，大学时期，几乎是全面培养人的创造力和批判思维的时期，其实这就是胡适先生当年所倡导的大胆的怀疑，小心的求证的精神。而我们的历史课程，基本是照本宣科，不会让学生去独立思考，去怀疑去批评。有次我班讲1943年中美英苏开罗会议，陆老师很神秘地问班上学生，开罗会议对于战时中国的外交有很大突破，大家猜谁代表中国去？全班同学几乎一起答道：“周恩来也。”老师很惋惜地叹息道，哎，其实是蒋介石。“啊”！ 我班文科才俊们一起失声叫道，“这怎么可能”，“他怎么能去”，顿时群情激昂，义声四起。当时我和几个少数游离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几乎笑掉大牙，由此可见，中学“文科教育”的成功之处，在于塑造爱国反帝的愤青也。前些时，听友人说起某北外一外语过八级的女孩子在海外读文科，读的泪如泉涌，自信心几乎崩塌，此何故也？其实也就是她在国内学文科，只把文科做工具学，并未启发思维和灵性，孰不知，西方世界，做人文科学需要的不仅是好的外语，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批判和怀疑的勇气与精神也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的教育，尤其是文科教育，没有成功的培养人的情操和灵气，其中的症结在于僵化的体制，而体制又培养了没有性灵的文科教师，或是知识贫乏，或是缺乏美育，或是冷战思维浓厚，或是工农兵习气严重，说重点还有文革遗风。所以每年高考后，总有很多家长和学生因为考取了重点大学而大摆什么谢师宴的时候，小生心里总会打个问号。我们在得到优秀分数的时候，是否我们也失去了更多的财富（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）。我主张尊师重教，而且我一直认为教师代表的是一种精神，一种理想主义的化身。但是在现代社会，教师大多或成为职业的代名词，或成为身份不明者的称呼（见任何人都可冠以老师称呼）。而且，老师的作用是培养人的性灵和思维的，如果他让学生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是非判断能力的人，他就是个好老师，反之，他的价值就要打折扣，尽管也许他是官方认可的优秀教育工作者。那些为应试教育奋斗不息的老师，家长 ，学生们其实是素质教育最大的绊脚石。所以，我觉得，一个老师如果让学生失去了性灵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失去了学生该有的快乐和天真，这样的老师，我们一辈子不去看他，也不为怪。